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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东方红》: 从民歌小曲到红歌圣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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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3-12-30 14:59:18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《东方红》:
从民歌小曲到红歌圣曲
高 虹
  在中国,一曲《东方红》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会,而围绕这首歌,也有着太多的话题和故事。


  一般都认为这首歌取自陕北民歌,诞生在黄土高原的山坳里。其实经考证,它的来龙去脉简单说来是这样的:《东方红》源自于晋西北民歌《芝麻油》曲调,而原词是“芝麻油,白菜心,要吃豆角抽筋筋。三天不见想死个人,哼儿咳哟,哎呀,我的三哥哥”,可见这本是一首典型的情歌小调。延安时期,先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词,改成了一首反映抗日内容的《骑白马》:“骑白马,挎洋枪,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,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黑哟,打日本就顾不上”。随后一个小学语文教师李绵绮,又重新填词改成了《移民歌》,由移民模范李有源唱了出来,李有源是重要的传唱人。以后又由参加挺进东北干部团的文艺干部队的公木等重新填词,并续写了后面二三段歌词,正式命名《东方红》,发表在1944年延安的《解放日报》上,由东北文工团首演,从此,这首抗日战争时期新民歌的代表作传唱数十年,成为歌唱人民领袖的一首代表性歌曲。


  时代进入1960年代,《东方红》这支曲子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,为纪念新中国成立15周年,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不仅以《东方红》命名,而且将它改编成交响合唱曲,用于全台戏的序幕。1964年10月2日,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,其场面之盛大,演员之众多,气势之恢宏,轰动了整个北京城,接着拍摄而成的电影更是在全国各地引起观者如潮,《东方红》成了那一时代文艺界空前的盛举。由这首歌改变的器乐曲慢慢就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的开始曲。


  《东方红》由一首民歌小调被推上“圣歌”的地位,是在以后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。“文革”时期有四大至尊歌曲,分别是《东方红》、《国际歌》、《三大纪律八大注意》和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,当时出版编印的歌曲集都要把这四首歌曲用黑体字印在最前面,目录则要和其他歌曲间隔一行以示区别。而在这四首歌曲中,《东方红》领头的地位不容置疑,“文革”时期出版的歌曲集第一首必是《东方红》,第二首才是《国际歌》。当时电视尚未普及,最权威、最主流、最有影响、覆盖面最广的传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,而广播电台每天早上的开始曲是《东方红》,每天夜间则以《国际歌》结束。有人注意到这当中其实有极大的矛盾,前一首歌唱“他是人民大救星”,后一首却唱的是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”,但没有人敢于指出,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矛盾现象一直持续到“文革”结束之后。


  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歌曲《东方红》还不断生发出新的故事,它的地位越来越特殊,全中国人民每天清晨都在《东方红》的大合唱或者器乐曲中醒来,它俨然成了中国的圣曲。当时无论是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,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,或者在国庆节、五一劳动节庆祝集会上,凡是毛主席要出现的时候,一定有《东方红》的乐曲声伴随着响起。“东方红”这一名字更是被人们狂热追捧,全国各地以“东方红”命名的工厂企业、学校单位多得不胜枚举,“东方红”幼儿园、“东方红”学校、“东方红”公社、“东方红”街道、“东方红”拖拉机厂、“东方红”革命委员会……据说在1966年“破四旧”的狂潮中,北京甚至有34所中学和外地的学生一起组织了“东方红筹委会”,筹备将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,周恩来得知后,让北京市委和国务院办公厅劝阻学生取消了这一计划(见《周恩来年谱1949-1976下卷》70页)。1970年4月24日,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命名为《东方红一号》,上面专门安装了播放《东方红》乐曲的装置,各路专家费尽心血,让《东方红》不仅响彻中国,还要响彻宇宙。

  就这样,《东方红》由一支民歌小曲逐渐升级为红歌圣曲。对于这首歌的感受,巴金在《随想录》中的说法可能有相当的代表性,尤其能够代表从“文革”那个特殊岁月走过来的人们。巴老这样说道:“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,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,场内奏起了《东方红》乐曲。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,而且是我喜欢的,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,乐曲奏完,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,一连几年都是如此。”

  “文革”噩梦已远去,一曲《东方红》,也就慢慢恢复了它原本的面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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